一個大膽的女記者，貼身采訪，窮追不舍，歷時180個日日夜夜，記錄了中國迄今最為完整的艾滋病個案。

　　就在完成一系列隱性采訪之后，我決定關注艾滋病群落。

　　這個特殊群落正在逐步擴大，日漸影響正常人群的生活。

　　2000年4月中旬，我去深圳市衛生防疫站HIV抗體確認室采訪，與馮鐵健醫生相識之后，在他的引薦下，我認識了小路。

　　初見小路，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。小路的胞弟因患上艾滋病已經先他而去。小路的CD4細胞僅剩26個，他的生命正邁步走向死亡。為 此，他決定趁著生命有限的時光，用親身經歷告訴大家艾滋惡魔的可怕和他拒絕投降的勇氣，甚至同意在一定時候公布他的病理日記。

　　其實，就在我握著小路伸過來的一雙手時，一切就這樣決定了，小路同意接受我的獨家專訪。

　　小路認定他的時日不多，估計不吃藥治療的話，最多只能活三個月，希望我抓緊時間采訪。我們商定，從5月1日勞動節放假那天開始勞動，用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談完，每天談三個小時。但是，由于他身體的每況愈下，到后來一天最多只能談一個小時。加上中途有許多雜事阻礙，直到9月初才大體結束了對他的采訪，前后花了6個多月。 此后，我又采訪了他的妻子、醫生、發廊妹等人。每盤60分鐘的錄音帶，我用掉了38盤。

　　9月底，為了全程記錄一個HIV患者最后的抗爭，為了了解泰國HIV艾滋群落的生存狀況，我和攝影師陳遠忠先生一起，陪伴著小路去了泰國、老家潮陽，作一次生命的最后回訪。

　　10月19日傍晚19時23分，在深圳市中醫院的急診室里，小路終于疲憊地合上了雙眼。

　　小路走了。

　　然而，我的耳邊，仍時刻想起他的那句話：不要因為我的死亡而停止我們的事業，真正對抗HIV病毒的武器，就是全人類的共同抗爭，就是了解和預防艾滋。

　　我要感謝小路，由于他的配合，他讓我找到了世界上少有的、如 此完整的艾滋病個案。

　　在眾里尋他千百度之后，我終于面對面地逼視一個艾滋病患者，終于能夠了解他的過去與現在。

　　我們原先約定4月25日下午2點30分在某處見面。就在那天中午，馮醫生致電給我，說他已匆匆趕回老家，就在當天早晨，他身患艾滋病的弟弟撒手西去。弟弟的突然亡故，更加快了他抓緊有生之年，透過媒體吐露心聲的決心。

　　在約定時間的三天后下午，在馮醫生的陪同下，我與患者見了面。看上去，他個頭中等，大約1.70米的樣子，模樣周正，用廣東話來說，是個靚仔。他衣著整潔，是一個注重儀表、講究禮貌的人。他與醫生握手后，主動對我伸過手來，我并沒有多想，也來不及多想，伸出手去，和他握了握，在那一剎那，我分明看到他的眼眶里有晶瑩的淚水在閃動。我忽然明白這簡單的禮節對他來說，幾乎成了望塵莫及的奢侈。

　　在整整一個下午的采訪中，我幾次想洗洗手。我明顯地感覺和他握過手的那只手掌心莫名其妙地發癢。在我長達14年的記者生涯中，我和各色人等握過手，也能坦然面對各種人物，今天卻多少有些忐忑不安。

　　說到底，我多少懂得這樣一個常識：HIV病毒不會通過空氣和一般生活接觸傳播。理性告訴我不用怕，但是，真正這樣近距離地面對艾滋病患者，恐懼依然無法避免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我盡可能地閱讀有關艾滋病的報道，不斷地向有關醫生和醫生請教，也明白艾滋病的幾種傳播途徑，但真要與艾滋病人面對面握手交談，在他唾沫星子飛濺下記筆記，錄音，同他握手，甚至后來在餐廳請他吃飯，說實話，我都害怕得要死。我承認我不是一個勇敢的女人，但這種害怕似乎與勇敢或怯弱無關。在人類目前仍舊束 手無策的病魔前面，因為生命的脆弱而小心謹慎地避免任何形式的接 觸，也是無可指責的。握手之后，我看見同樣握過手的馮醫生還是那 么坦然，特別想到戴安娜王妃去艾滋病醫院探望病人，并同他們握手， 我才逐漸鎮靜下來，隨著病人的講述，就漸漸有了幾分感慨和感動。

　　這位先生懇請我不要暴露他的真實姓名，因為他還要在這個世界 上頑強地生活下去。我尊重他的選擇。他給自己取名為“路人”，就 是過路客的意思。我說：“以后叫你小路，好不好？”他有幾分感動 地點點頭：“你的到來也許是我生命中最后的禮物。涂記者，我相信 你。”沉默一會，他又說：“你也要相信我，我是一個相當潔身自好 的人，我的得病于風流無關———”說完，他的淚水順著面龐淌了下 來。

　　我有一種很不祥的感覺，我發現我的身體很不行了。要是這次我還不說的話，可能兩三個月后就沒有機會了。